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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因为有爱,所以义工  

2007-11-14 09:19:4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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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羊网 2007-11-13 14:02:39

图文/记者 黄霞 实习生 项仙娥


义工,或称志愿者,早些年这名词只在香港和国外新闻里常见,现在已是广州城中活跃并快速壮大的群体。不久前广交会上亮相了千人义工“交警”、义工“城管”,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,还将有更多义工参与,这些已是吸引市民眼球的热点。

到养老院陪伴老人、到少年宫辅导特殊儿童、带智障人士逛公园、到残疾人家里服务、去社区清理垃圾、去公园清除入侵植物、为贫困学生募集图书……每天,义工的付出都在融入城市的生活之中。

走进义工的圈子,发现这里没有经济社会的现实气氛,却满是朴素的人情味道。


义工的红色生活———红色代表爱。


没有爱心的人,不会愿意花费精力去做义工。因为有义工,城中的弱势群体可以感受到更多的爱。也因为有义工,我们有机会被提醒,人与人之间无血缘、无肤亲、无利益的博爱,是咫尺可及的存在。

都市人的周末大多在健身、加班、购物、美食、家
庭出游等安排中度过,义工们却把热情和时间分给了弱势群体———虽然这个群体被很多人所遗忘。

星期六,珠江新城少年宫,特殊儿童们在这里上课。脑瘫、自闭、孤僻……被各种身理心理问题困扰的小孩子们,艰难地学习成长。

语文课堂上,戴着眼镜的小花(文中所提受助者都是使用化名)小朋友被要求代表自己组的孩子背诵《三字经》,她胆小得不敢抬头,年轻的义工助教姐姐蹲在旁边帮她拿着话筒,一直鼓励她,小花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,努力地从嘴里吐出一个一个短句,直到老师说“很好,停下来”。全班小朋友为她鼓掌,义工姐姐高兴地赞她,小花偷偷笑了。

小花旁边的明仔不愿意好好坐着上课,隔几分钟就要站起来出去,陪着他的义工助教阿姨每次都把他牵回来,对他说:“现在不能走,好好听老师和小朋友发言,看他们说的这个多有趣……”

隔壁课室是特殊儿童的音乐课,孩子们都喜欢唱歌跳舞,很活跃。一首歌普通小孩只要半个小时就学会了,这里的小孩可能要半天时间,偶尔发生尖叫、打闹,义工助教便协助老师安抚孩子们。一些自闭症小孩,完全不理会周边发生的事,义工助教得重点照顾他,先让他信任自己,再反复鼓励他开口唱歌。

辅导特殊儿童是很繁琐而操心的事情,这些小孩在顽皮之外还有与人沟通的障碍。义工们需要拿出数倍的耐心和爱心。有时候,特殊儿童的家长会又急又气发脾气,义工总是耐心劝解。一位义工助教说:“看到这些家长,我们觉得很辛酸很理解,所以我们不能急,对这些小孩,我们不能要求太多,希望这些孩子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”

同样在这个星期六,根据粗略了解,类似的义工活动至少在城中十多处养老院、智障儿童中心、残疾人家庭、贫困家庭中进行着。参与活动的义工有数百人。而在非周末日的时候,各种义工团体也定期向受助对象提供服务,常年不断。

义工的白色生活———白色代表真诚。


义工们让心灵在喧嚣的物质生活中放了个假,享受纯美的人情。来做义工,付出是有形的,收获是无形的。义工们说自己得到的全是精神层面的回报,比如友谊、自我价值的发现、对人生的感悟。

很多义工都知道网上有几个人气很旺的义工QQ群,上面有几百个服务时间超过50小时的资深义工在活动。QQ群的发起人叫乌托邦,Q友们叫他“老乌”。我们找到了他,发现他的真名是李森,真实身份是电信行业的员工。

在义工圈里,乌托邦是个名人。作为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义工服务队队长,老乌做义工超过七年,他已从普通义工转为义工组织管理人员,忙于招募和培训很多的义工,并创建了40多个义工QQ群,想把城中义工的力量联结起来。

他说,近两年,广州的义工人数增加迅速,比如他所管理的服务队已有1万多名注册义工,现在每个月有500多名新增义工。而从广青志愿者协会得到的数据是,目前广州市注册义工已经超过60万人。

在老乌接触的义工中,有四成是在校大学生,六成是工作者。他拿出一位义工的日记开头给记者看:“在中国的佛教寺院中,在用过化缘得来的饭后人们总会唱起这几句:所谓布施者,必获其利益,若为乐故施,后必得安乐。”他说自己经常被其他义工的言行打动。

还有坚持十多年助残的广青志愿者协会助残服务总队队长孔艺明、在珠江新城少年宫做义工的伍阿姨、毕业于北师大后一直在广州无偿为智障儿童教计算机课的帅哥小廖、负责每周组织拣垃圾义工活动的阿Wing……和每位义工交谈,发现他们说的话意思都差不多:“我做义工的想法很简单,当看到弱者的艰辛,觉得非常同情;当帮助弱者,让他们生活好一些,心里就很快乐。”


义工的灰色生活———灰色代表尴尬。


尽管义工在无私付出,但是得到的不是赞美,包括他们的亲戚、朋友也不理解。所以有的义工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在做义工,或者得调节自己的心态,面对旁人怪怪的语气,一笑置之。

几位在少年宫做义工的阿姨和记者聊起她们的“灰色”遭遇:“
我的朋友中有一半不赞成我来做义工,他们觉得自己的事情都没忙完,干什么还做这个事情,没事找事。”

“我有朋友一听我做义工就说‘哎呀,你好伟大呀’,但我听得出她心里并不觉我伟大,而是觉得我怪。”

“我一般不跟别人说我在做义工,因为可能他们会认为只有没正经事做的人,或无聊的家庭妇女才做这些事情,其实我有很好的工作,但我懒得去为此解释。”

助残服务总队队长孔艺明有机会经常和香港等地的义工组织交流,她觉得,广州与义工组织已经比较成熟的地区相比,主要有两个差距,一个是社会对义工认同程度的差别,另一个是义工组织管理上的差别。

香港等地居民们对义工认同度很高,从小到老都有人积极参与,做义工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好事情。组织管理也很完善,义工活动开展得比较规范,分工明晰。这些,广州还有待提高。


■链接


老外义工在广州


对话国际义工组织GIVES主席任依娜


一些外国义工组织也活跃在广州,他们的服务对象和方式有什么不同?我们与广州国际义工组织GIVES主席任依娜女士进行了一次对话。

任女士是澳籍华人,出生于香港,自1995年以来一直担任GIVES的主席。作为一名商人,任女士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经营慈善机构。

记者:GIVES作为一个国际义工组织,与广州本土的义工组织相比有哪些不同?你们主要做哪些工作?

任女士:彼此的精神基本上是一样的。我们有短期大项目,比如:教育、医疗、残疾人士日常生活所需的协助工具。长期项目包括康复中心、专业培训、特殊教育中心、福利院扩建、长者康复设施等。

记者:您觉得中国的义工活动和国外的义工活动有什么不一样?有哪些东西我们还需要学习?

任女士:我接触到的国内的义工非常值得表扬,他们热情、积极,也很规范,义工团体涉及不同年龄、阶层和行业。同时政府也努力推动和鼓励,令人鼓舞。

我们期待能和中国义务团体携手合作,举办大型的慈善活动,发挥双方的长处、善用存在的共同资源,让义务工作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,造福广大人群。

记者:外籍义工在广州感觉如何?

任女士:外籍义工总是碰到文化、语言的隔阂和障碍,但是他们的热情度很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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